抱生抱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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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时代，《读书》好李零这一口，但那会儿此君在知识界外没有多少名气，老辣文章，耸动不过三五；现在《读书》易主，李零也亦大名天下，香饽饽于是更香，这种香招蜂引蝶，如我之类，就常常流连不去。
从来读李，是喜欢他有生气，在别人是掉书袋，在他却如抖包袱，解颐释惑两可。从文字训诂到考古读经，他抚弄一番，未必就能三个代表了，但至少鲜活流动起来，少了因“思想”和“知识”而脑血栓的危险。
但昨晚今晨，我这个喜欢有点改观，因之读毕了《读书》连载三期的《读<动物农场>》一文。
我说读毕，只是我说，并不知李文是否已经登毕，抑或还有下文？有之，在“中国革命，不容诋毁！”之后，又要如何接下去？

该文是第七期登起的，但直到买来这第九期，我才下决心读它。这一是因为不喜欢读书断气，二是一开始就有点疑心，这可不是讲古，——很显然，这个议题天生政治。——寸长尺短，李零能拿下否？何况我们的明星学者们，一俟语涉当权，常忍不住荒腔走板，放出黄来。

此文缓读，还有一层原因，即之前读过余世存何中洲所著《类人孩：<动物庄园>的另类解读》。是书以注疏方式将苏共史料政治史实与小说对举，虽 少作“异史氏曰”之类的论断，但其中解说，已称得功令犁然，错殊毕析。至少在政治议题的能见度上，比李零而言，余世存一贯都清澈可见，好恶有来，可堪信任。
李文后出，不知有无参考过余著？或者撰作此文，正是意在沛公，要和余著走上几招？

李零的读奥威尔，先是在小说的译名上做了表态，以傅惟慈的《动物农庄》为确，接着，一一为书中角色对号入座，坐实他/它们在历史上的真身，继而简释故事情 节，并分析以“动物农庄”和“人类农庄”之所以对位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以及动物寓言如何对应于历史现实的种种。这些，与余著大同小异，区别只在余著有 足够的篇幅把这种分析做得更为翔实，而李文则只能一笔带过。

在方法上，李文和余著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余著很少涉笔奥威尔，而是直面作为寓言的《动物庄园》和作为指寓对像的历史，并在释文和注解中与共产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建立并非作为结论的呼应；而李文则认为“阅读此书，知人论世很重要。”，花了不少相当笔墨来引入和讨论奥威尔的生平、思想，从对奥威尔的“写作动机” 的分析入手，以蚯蚓松土之力，为栽种并最后收获一个应得之论做准备——奥威尔以此寓言反对的，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伪社会主义”。
这“真伪”社会主义，是李文的第一个怪论。何谓“社会主义”的“真伪”呢？马恩原教旨是真？列斯毛——这些以及其它各为修正主义又花色繁多互相不屌的—— 是伪？事实上，如果我们愿意以常识论世，这个逻辑就很可疑了，因为如果“现实”和“实际发生的”社会主义都是伪的，那么那个所谓“真”的社会主义大约就只能等同于千禧王国末日审判或者其它宗教信仰了，因为100年历史已足够证明，这个“真社会主义”一经坐实为某个现实政体，必然去“真”存“伪”，以令李零的奥威尔不耻的“背叛”或“复辟”告终。

我不太能相信，奥威尔也有如此“愚忠”？
难道奥威尔的“痛恨暴政，同情弱者”，不能在从新教传统到自由民主的价值系统里得到解释，而必须仰仗如此不可靠的“社会主义”？没错，奥威尔自称“社会主义者”，就算他不是死于47岁，就算他活得更久，活过布拉格之春，活过文革，甚至活过苏联解体，也没有理由肯定他会放弃这一自称，但这不是奥威尔的，是历史上一切理想主义者的共同症候。
如果时至今日，一个几乎亲历了“动物农庄”生活的中国知识分子，还在以此立论，而不是在还原了的“理想主义”层面上谈论一个历史人物，那我只能认为他对他所资以利用的历史缺乏起码的尊重。

当李零在文中大谈作者的“动机”和“灵感”，其实正是在充当奥威尔所深恶痛绝的“传记作者”，而历史家或心理学家的“传记”笔法，一向是文学作品生命力的终极杀手，因为他们能用非此即彼的“历史真实”，把本可在作者身后无限生长和繁衍的作品，归结为几个有限的生育指标。
相形之下，余世存的解读更本份，他在乎的是奥威尔作品作为反极权（政治和人性双重的）寓言的有效性，考虑的是如何尽最大努力去一试它作为分析/解剖工具的锋利程度，丝毫不曾以强调对作者有“同情之了解”和“权威之认识”，继而有意无意地僭越为作者奥威尔。
 

奥威尔在《动物农庄》的乌克兰译本序中有如下一段自白：“我不会仅仅因为斯大林和他同事的野蛮和不民主手段而谴责他们，很有可能，即使有最好的用心，在当时当地的情况下，他们恐怕也只能如此。”引述完，李零括弧注曰：最后这段话，值得玩味。注罢，李零也真的玩味起来，一路玩味到最后，得出的一个结论，和联布党史几乎完全一致：斯大林在国内的暴行，是资本主义世界对社会主义苏联的敌意和封剿所致，换言之，毛亦如此。
冤大头总是找得到的，需要的时候。但我略感奇怪的是，李零又没有党国的身家，怎么也有此需要？等于绑匪撕票了，李零这个票蹦出来，宣布并证明说：“对你的撕票行为，我深感同情之了解。”
奥威尔原话，曰“很有可能”，曰“恐怕”，分明是一个深知人性弱点的“理想主义”者的绝望之论，并不是要了证“野蛮和不民主手段”的天然合理吧？不知道李哥怎么想的，顺势上来，然后便岱宗夫何如，好生解脱，好生潇洒，一举登上了历史决定论的高峰。

李零搞历史，搞语言，讲诸子，那是一等一的好手，他在名实之辨上的通透，在此文里也有个好，即他对东西方各种政治词汇的分疏讲解，似庖丁解牛。
至于大卸八块掰开揉碎以后，以后会怎样？一个希腊罗马中古近代现代当代的拼装怪兽——西方，出笼了。一个有必要起来打破的“西方民主神话”之梦魇，也出笼了。

接下来，就是数百年在西方概念下穿小鞋的，无比委屈的被矮化的东方，尤其是“长期以来，”被“‘民主一锅粥’，‘专制一锅粥’，”“占据了头脑”的人们，“他们对西方民主神话深信不疑，还以为专制主义是中国特有的传统！”——要在中国最核心的人文杂志上，大吼一声：我来也！你发抖吧！
问题在于，这局面怎么看着看着就有点别扭起来了呢？有点像咸蛋超人大战哥斯拉？一个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向着在西方本土上也已经被灭得差不多的十九世纪世界观开火，未免太奥特曼，太酸梅，太不把自己当成人了一点？

只有最后那几下，李零先生是太成人了，成人到“令人发指”。
第九期载文，第四章，标题曰：我为革命说几句话。
是章最后一节，标题曰：中国革命，不容玷污！
是章最后几段，用到了“‘自由世界’的代理人”，“什么都可以翻案，但中国革命的案不能翻”，等等，久违的话语口号。
最后，李先生说：“人民英雄纪念碑还巍然耸立在天安门广场。一百年来，所有为中国革命捐躯（从秋瑾到江姐）永垂不朽！”

读到此，我已经不知道是不是李零在说了，如果是，那李零到底要说什么？说就说吧，干吗还要拉上奥威尔这个“瘦骨嶙峋，腼腆敏感，喜欢自讨苦吃，喜欢冷眼旁观”的英国佬？以及他那本历来有“反革命”之嫌的《动物农庄》？绕这大个弯子何苦来？何不一上来就直接竖起您那“巍然”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把一百年来，六十年来，所有“不革命”或“反革命”，“不英雄”或“反英雄”的中国人打入另册，让所有已经在纪念碑阴影下沉沦的生命，炮灰，青春，热血，再次沉沦，沉沦到底。
反正，李先生（未必李零，或者既是李先生鹏？），你也知道的，你的不可翻案的革命，不仅仅会翻，多早晚，说革，也就革掉了。

那么李零文章，今后还读不读呢？读，当然读，因为李零的文章一向会让“思想”和“知识”流动鲜活起来；但也该从此留一个心眼，因为这流动着流动着，有可能就回脑无路，直接奔阴沟而去。

                                                               李文见《读书》7、8、9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