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生抱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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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此物，诸君若欲一观其全貌，请各自劳动颈项，侧头斜睨；若嫌这般姿势有失斯文，放倒电脑，正襟危坐亦可观之。

是 图无题，人或以《么些图卷》称之。左下有款，曰“古滇人何景文写”，铃印有四，可辨者有三，曰“何景文印”，曰“为知己用”，曰“大明味书楼王氏藏”，余 一印漶漫，不识何字。据信，原图右下尚有一印，铃曰“陆氏纫庵家藏”，惜乎未曾亲靦，而收录此图的《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风俗画卷）》于右 下铃印部分又未有影入，其详一时既不得而知。

过眼寓目，仅知有宋兆麟先生《少数民族文物通论》一书有专章论及此图。于图中风物，宋文论之凿凿，从所画泼水迎亲、火把节、打跳等场面以及女着百褶裙、背木桶，男梳椎髻等、穿耳、佩刀等细节，将是图所绘坐实为明代么些族风土人情。

宋先生好意如此，吾族同胞自是欢喜认领，更无二话。

此所谓“有疑处不疑”乎？

其实对云南诸民族有所了解者，无不知道宋文所列诸项，今日当时，实在并非么些一族独有。岂不论火把节打跳男带刀女佩环等等关目，彝族更为浓重，就是貌似独特的椎髻，也是至今共存于苗藏等族。

宋以此断狱，恐怕难以息讼吧。

此画还有一桩疑案，恐怕也值得讨论。即画中那个“黄牛帮”，放在么些族历史上考察，多少有点诡谲。

至 少，从《滇志》、《滇略》以及《徐霞客游记》等的记载里可知，么些“好畜牛羊”，产“名马”,但这牛似乎应是牦牛。至于么些民族所以寄驮货物者，或马或骡，似乎与黄牛并无干系。

作者以此入画，固然是想当然耳。大可以怀疑，其所描摹之么些风土，无非是看了几页志书笔记，穿凿附会，在在只是要表白寄托文人画匠对蛮瘼之邦的诗意和田园狎想。

此图画工中下，难称佳。
山石树木，画谱气重甚。
立意构图，不出山水套路。
尤其以人物，远观尤可，近看则无不面目狰狞形象猥陋，欲画高鼻深目，却扭曲而近于牛头马面。
这并非何景文一家之疾，明清所所绘种种《种人图》、《百蛮图》，多有此病。

方国瑜先生早已指出此弊端：“所载图说，大抵采录志书，略有改易，非当时专事调查所得。图像亦以意为之，不足根据也。”
换言之，此类图册，做赏玩可以，殊可揣摩作者心态，知文人罅漏；以列史乘，则未免乖戾。

方先生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时，未及见此《么些图卷》，否则定有一番细致分疏。

听说有族人观摩此画，喜甚，视同南诏史画卷之于南诏，张胜温画卷之于大理。
心思固然可以同情，但论断未免遽然。
我以为，在欢欣鼓舞之余，应作更多翔实的考论，仅以宋文的结论为结论，恐怕失之武断。

宋文虽不尽如人意，但在图史互证上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至于是图之源流传承 ，宋先生所论也简，如作者何人？作于何时？流经何人之手？有无著录？均推于渺遥难知。
宋乃国家级兰台人物，考一不知名的“古滇何景文”自然困苦，但若放诸云南，质之民间，或许又可以得一线索。
至于藏章所谓“大明味书楼王氏”，则颇堪一考。仅我所读书，《三山王养静先生文集》便收有《味书楼记》一文，系闽中文人王褒为郡中某诸生所作。
其他如味书楼味画楼，于明清著述中似乎也所在多有，有心有力之人，若偏览诸书，未必不能得更得其他线索。
再及“陆氏纫庵”，则可以肯定并非一个叫陆纫庵者，因陆虽是姓，纫庵却多用作名号。
如此种种，虽难知难察，但若专精之人致以时日，也许能水落石出也未可知。

无论最终得何结果，详作考证之，才能俱足欢喜。我族人认领此物，亦可安心。

说来亦可笑复可叹的是，此画据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便以于琉璃厂购得，而后一直深藏于中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原革命历史博物馆），三十年来不见一字之论，直到近出之《民族文物通论》才述及此。且若非宋兆麟先生自身系是馆人员，有近水楼台之便，此图更不知沉埋到几时。

我意及此，并非只是牢骚。想来博物馆毕竟不是皇宫大院，怎么也能让一件公物如采选之宫娥，“一入深宫深似海，回首已是九重天。”？